近些年发生的许多土地问题，也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第二个好处是，物业税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的发展，这就与房价有关。总结一下，如果以后我们有了住房保有环节的这样一个税种，虽然不能长时期在表面形态上有效降低房价(其刚出台时可能引起房价有回调)，但是会使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上商品房需求的总规模，表现出更少泡沫、空置率下降、资源配置效率和土地利用率上升、总体的房价表现更沉稳，更有效地减少房价大起大落(大起后比较容易形成有杀伤力的大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对社会生活的冲击。

房地产保有环节税收的制度安排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为我们国家地方层面必须建设的地方税体系提供合理的支柱财源，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长效运行。这样一来，房地产市场上的供需平衡将更健康、更理性，结构上是更多的小户型，正好符合国家集约使用土地的政策导向。无论以上三种情况怎么组合，合在一起就是需求减少，供给增加，总体而言户型变小。另外，他买什么户型，他会考虑接盘的人可能更多是买小户型自己居住，所以会较多购进小户型。为什么？因为有了这个保有环节的税收，会使得城镇化过程中住房的需求表现、购买意愿和房价形成，表现得较为理性沉稳。

有人说，炒房的人赚一把可能把多少年的物业税都抵上了，所以物业税解决不了炒房的问题，这有些道理——物业税不是万能的，也体现在这一方面——搞市场经济，炒房行为在市场轨上不论多少一般总会有。接下来还要管收税，房地产的交易和保有，都应该有合理的税收来调节。随着越来越多的大陆公司赴香港筹资，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作用将在未来进一步突出。

在这方面，最接近专业标准的机构或许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但中金公司目前尚未获得在国内A股市场进行二级交易的许可证。第二，中国可以放宽／取消现有的对保险公司的限制，允许保险公司投资股票市场。第三，对于已在中国有长期营运纪录的全球跨国公司（例如摩托罗拉、大众汽车、通用汽车等）的在华子公司或其合资公司，如果它们表现有兴趣，也应该允许这些公司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市场被分割开来，从而市场套利行为不能自动消除国内与海外市场股价之差。

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政府在国际资本市场为中国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成功融资，但是要满足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长期需求，还是要依靠发展内地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对此应当给予和其它申请者一样公正平等的待遇。

中国目前迫切需要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险体系，其中包括养老基金和医疗保障。自从中国于1990年在上海和深圳成立了两家证券交易所以来，中国国内股票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股票市场之一。三．国际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作用 除了缺乏机构投资者以外，中国还缺乏有经验的国内承销商来处理诸如中国石油和中国电信一类的大型企业的股票发行与交易工作。这些机构的参与也将会为A股市场带来其迫切需要的稳定性与流动性。

完全取消资本控制当然需要中国国内金融行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也需要中国采取合理稳健的证券市场法规。因此投资者更愿意持有这类公司的股份。中国的监管部门应该考虑尽快向这些机构发放相应的营业许可证。对保险公司投资过于苛刻的限制，未必像预想的那样可降低其资产风险，反而可能会伤害中国保险业，同时也会阻碍A股市场的发展。

据报道，联合利华（中国）已经向证监会提交了上市申请。中国应该鼓励提供有全额资金累积的私人养老金计划。

由于流动性的差异以及本地供求情况的不同，将很可能导致同一公司的国内股票价格和海外股票价格出现差异。为了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有必要在提高A股市场上市公司质量、扩大机构投资者的参与、放宽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允许国际投资银行与证券公司从事国内证券发行与交易业务以及解决国际国内不同市场股价差异的问题等方面作出抉择并推出新的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在一系列可选的政策方案中作出抉择，从而进一步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香港当然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全国金融中心。二． 扩大机构投资者的参与采取上述步骤所面临的一个现实困难，就是A股市场作为一个散户投资者市场，缺乏深度和流动性。此外，外国机构投资者目前无法进入中国A股市场，且目前尚不允许国际投资银行与证券公司从事国内证券发行与交易业务。这种体制可以便利中国政府监控资本的流入／流出，避免资本流动的过度起伏对市场稳定性可能的不良影响，但却在资本帐户全面开放之前，就能使国际机构投资者有条件地进入A股市场，这既吸引了外资，又刺激了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当中国电信、中国石油这样的大公司在国内股票市场上市时，会对现有A股市价造成一定压力。

民营企业因其自身固有的激励机制等因素，比国有企业更注重利润和收益，往往也比国有企业更注重股东价值。就投资政策而言，从一开始就应允许公共养老基金和私人养老基金投资股票，以提高养老基金资产的预期回报率。

总而言之，中国的决策者和监管者们必须认识到，目前的股票市场价格水平（平均市盈率为40倍）并不处在均衡状态，与大多数业绩平平的上市公司内在的基本面情况并不相符。允许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国内资本市场，与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承诺给予外国公司国民待遇的原则是相一致的。

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怀疑，中国政府创办股票市场的目的仅仅是想利用它来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提供融资与脱困。幸运的是，初始条件显得对中国非常有利：国内居民储蓄率很高，且中国居民对投资股票、债券和其它公开交易的风险证券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这些大型的优质企业如能在国内市场上市，势必成为市场的中流砥柱，也必将吸引更多投资者，从而大大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先前的巨型国有企业，如中国电信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已经在香港联交所和纽约证交所上市。这一方案也与中国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承诺相符。但是，中国对人民币资本帐户下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香港作为中国唯一的全国性金融中心的作用。

在决定新股发售项目的数量和各项发售的规模时，应该考虑它们对整体市场的影响，从而避免出现新股泛滥的现象。这些成功的范例已向我们显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长期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但是，中国可以创造有利条件来减少和抑制这类问题的负面影响，关键在于如何进一步扩大机构投资者的参与。迄今为止，A股市场中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筹资金额仅为4.8亿美元。

因而价格的调整，甚至是深度的向下调整，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以有限的市场容量去吸纳像中国石油和中国电信这样的大型公司，的确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

从中国的长远利益考虑，中国有必要在这些领域进行监管举措方面的创新，以放宽目前存在的限制。但是，由于采取这些政策的步骤措施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最开始就要先行彻底思考出主要问题的脉络，然后在此基础上相应采取密切协调的综合性措施。这些创新举措将使中国国内资本市场在未来3—5年内有一个质和量的飞跃，从而推动国企战略重组进程，最终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总结：监管新举措为进一步扩大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并推动其向纵深发展，有必要推动高质量的成熟的公司和前景看好的新兴公司进入市场，并建立起机构投资者的关键密度（Critical mass），以支持一级市场的发行，并增强二级市场的流动性。

同样，当政府逐步减低在已上市国企的持股比重时，可以把一部分股权优惠折价卖给中国公民，既刺激老百姓的投资需求，普及了股份文化，又非常公平、合理。这也与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的承诺相一致。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可以选择调整新股供给，从而帮助国内股票价格与国际价格逐渐趋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和金融机构将会继续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筹集大量的股本资金，并根据国际惯例对各自的业务经营进行重组。

最后，从长期来看，中国应该逐渐放宽对外国投资者证券投资的限制。这种情况导致在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中存在着相当一批业绩欠佳的国有企业。